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非常之路，成非常之业，进而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盛宣怀不仅是中国近代轮、电、矿、路四大产业的创办者，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作为官僚买办，他在天津为官20多年，对天津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局，开创了中国电信的新纪元。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一字幼勖，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号止叟。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生长在封建官吏、地主家庭。祖父盛隆嘉庆庚午 (1810年)举人，曾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侍郎衔，1860年前后以布政使衔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康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一书。

盛宣怀

盛宣怀在童年时，时而随在父亲的官邸，时而回常州盛氏府第读孔孟经书。在接受封建教育的同时，又受其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比较注意社会实际问题。1866年应试中秀才。后乡试两次不第，遂绝意科举。1870年经人推荐为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早就与盛康关系深厚，对盛宣怀颇为器重和赏识，委派为行营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随侍李鸿章左右。由于卖力地工作，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受到提拔。从军逾年，即被荐升知府，道员衔，并获得花翎二品顶戴的荣誉。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盛宣怀随李赴津，追随李鸿章经办以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事业，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历任重要职务。1873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1892年任津海关道，1893年筹办华盛纺织总厂。由于办理洋务有方，1896年接受张之洞邀请接办汉阳炼铁厂，兼筹办芦汉铁路。是年10月20日，经张之洞与直隶总督王文韶会奏谕准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该公司在上海成立)。1897年5月，盛宣怀又在上海主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开办萍乡煤矿，后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盛宣怀在办理洋务事业中节节取胜，由四品衔升为一品衔，先后被清廷授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官职，稍后又获太子太保衔。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升任商务大臣，1911年又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张之洞、王文韶称赞他通晓“官法”、“商业”和“洋务”。在洋务派集团掌握的轮、电、煤、纺四大企业中，盛宣怀直接掌管三大企业，被称为清末洋务派中最大的官僚资本家。他所经办的轮、电、矿、路、纺等兴国之“大事”，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经济主张与实践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盛宣怀一只手抓经济，另一只手抓教育，他说：“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论及盛宣怀的业绩，唐文治曾给予过深刻的评价：“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绝非偶然之举。他长期从事洋务实业，始终感到培养高级人才和兴办新式教育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他在办实业时提出：“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他指出：“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他说:“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他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拟请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以资造就人才”。把教育视为兴国之本。

甲午战争以后，他认为欲图自强，应当以培养人才、设立学堂为先。他以兴办学堂为己任，盛宣怀自1892年任津海关道，即着手研究兴办新式学堂。他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人丁家立来往颇密，多有接触，研讨办学之事。后秉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旨，和丁家立筹办一所新式学堂，经细致的研究将办学章则、办法、实施计划草拟完成。甲午战败后，“兴学强国”成为朝野共识，盛宣怀随之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修改后，于2025-08-04(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禀请继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经光绪皇帝批准，1895年10月，中国新型模式的大学——北洋大学堂在天津创办，盛宣怀出任首任督办（校长）。

建设大学，校舍土木工程浩繁，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为了能够在短期内将北洋大学堂开办起来，盛宣怀想尽了办法。天津海河西岸原有博文书院旧址，该书院因经费紧张未能开办，致使将建成的校舍抵押给银行，校舍空闲了七八年。盛宣怀集资从银行赎回校舍，利用博文书院原校舍开办北洋大学堂。

盛宣怀为了筹措学堂开办经费煞费苦心，想尽办法。北洋大学堂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一所国立新式大学，经费本应由国家直接拨款。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清王朝对外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数额巨大，使人民负担沉重，国库极为拮据。盛宣怀凭借其职权及其办理洋务的条件，从他所掌管的财政税收及电政收入中每年提取捐银五万二千两作为学堂经费。如此巨款，不是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实力人物根本无法解决。

盛宣怀十分重视教师的选聘和学生的招收，“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取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总教习不得稍有宽徇致负委任。”为此，他聘请美国学者丁家立担任学堂总教习。并不惜重金聘请洋人教习（教师），每年每名洋教习薪水银高达2400两。他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严格挑选学生。1895年首次招生，仅香港考生报名应试者就多达一千余人，仅录取了十余名。严格选聘教师和严格挑选学生，确保了北洋大学堂的教育质量。

在课程设置上， 盛宣怀坚持以西方先进大学为标准，头等学堂分为工程、矿冶、机械和法律四学科，开设的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门课两大类。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科用书、教学方法等方面均引 进西方教育模式，以美国著名大学为蓝本，从而确保了学生培养的质量与美国著名大学处于同一水平。当时的北洋大学堂毕业生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深造，全部免试。

盛宣怀在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就订立了规章制度，严格管理。他借鉴以往洋务教育的教训，制定了两条规则:一是不许躐等。他说，中国过去学西方的学生成绩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无次序，浅尝辄止”，本大学堂的学员必须做到循序而进，“不容紊乱”。必须坚持完成学业计划，不许中途他骛。二是学习专门科学技术，语言文字不过是工具。因此当有人提出将第一批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三国文字时， 盛宣怀则断然拒绝。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为小失大，弊莫甚焉！”并指出，大学堂各专门学科的人才，“以后每年每类仅得数名，正恐不敷派用，时势需才如此之急，讵可一误再误！铁路学生同习英文尚不肯假借，以损大学，况改习他国文字便须另聘他国教习。此堂壤废，即在目前，为天下笑!”实践证明盛宣怀的决定是正确的。在那时，只有像盛宣怀这类有丰富洋务经验的实践家，才能有了解西方的眼界和创办西式大学的魄力，也才能对于新式教育有如此高的认识水平。

1896年盛宣怀又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即今日交通大学的前身。

这两所大学堂先后建立，是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校。天津北洋大学堂建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南洋公学建立下院、中院、上院，对于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起到开拓作用，也确立了他中国高等教育开创者的历史地位，被后人尊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之父”。